作家丨“我不是快遞員我是來領文學獎的” ——和鄭在歡談話的一個下午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蒯樂昊 日期: 2019-07-30

“假如我覺得我這篇小說寫得好,那就永遠沒人能說我寫得不好,因為他說我寫得不好,我可以不認同。你這里不發表,我可以拿到別處。但是寫劇本,他不認同你就得改,你不改,沒人給你錢”

歡歡走進來的時候我們倆都嚇了一跳。我之前只見過他的照片,一張少年的臉,嘴巴總是撅得很無辜。但真人卻要老成持重很多,乍一看以為是個走南闖北的包工頭。嘴唇的角度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似乎他已經接受了某種不公正待遇并準備回擊,打算隨時講出一個語帶譏誚的笑話。他顯然對我也深感意外,原因自不必多說。為了掩飾彼此所受到的驚嚇,我們尷尬又倉促地行了握手禮,坐下來硬談文學。

鄭在歡,一個囂張的名字,像是網名,類似李尋歡、花滿樓。但其實跟他真名相距不遠,他本名鄭歡歡,大家都叫他歡歡,跟大熊貓同名,聽起來飽受寵愛。

在90后的寫作者里,鄭在歡獨樹一幟。他初一輟學,離家打工,16歲開始寫作,起因是他在那個時候“學會了自慰”——作坊里一起打工的男孩子們沒有什么娛樂,會去附近的書攤租書看,有時候,書看完了,新書又還沒續上,干脆自己寫,他有一屋子的工友等著當他的讀者。他寫武俠,“龍門劍客”,寫得很飛。他擅長寫搞笑的情節,也可以按需定制,編一些聲色場面,以供自慰之需。如果不是后來無意中參加了一個網絡文學獎的征文,結交了一些嚴肅寫作的朋友,他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也不會成為編劇和小說家。“我一不小心就會寫得很爛俗!知音體和故事會體一不小心就冒出來了。”

地攤文學是他的啟蒙,但他的寫作并不因此墮落。相反,他文字里的冷酷、溫情、原宥、不動聲色的幽默、近乎粗魯的真誠,交織著天真和世故的野生智慧,讓他跟同齡人的文藝腔顯著區別開來。在廣受好評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之后,他的短篇小說集《少年不死》和長篇小說《歡樂之旅》也在出版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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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一個一個隕落在上學的路上

鄭在歡讀書的時候,正是河南農村實現“兩免一補”之時,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兒童,上學免學費、免雜費,還有伙食費的補貼,對家境貧困的學生還發放飯票。原本荒廢在鄉野之間的孩子一時間全部涌進了學校。“一般中學里一個年級是四個班,結果那一年突然暴漲到九個班,初中一年級一千多號人,老師都不夠用了,宿舍也住不下,我們終于可以晚上住在外面了!”

當時的風氣,少年尚武,崇拜古惑仔,“上學第一天就有人拿著本子,到各個班問:你混嗎?你如果說,混!就給你記上名字,就等于入了幫派了,就是老大的人了。下次如果打架,你就得上,如果把人打壞了,得湊錢賠醫藥費,如果被人打了,就一幫人采購一批鋼管,打回去。我覺得很恐怖,但一方面又覺得很好玩。”

那是另一個版本的《動物兇猛》,學校里有兩派勢力,一派來自當地的大家族,挑頭的是五個男孩六個女孩,個個都是狠角色,家里又有錢,準入門檻很高。另一派比較基層,總舵主就兩個人,只要你肯混又服管,就帶你玩,每次聚會起碼幾百號人。學校里像個小型的黑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無心念書。

鄭在歡的成績一度很好,語文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寫作文也常常被老師當作范文拿到課堂上甚至別的班上去讀,老師對這個家境糟糕的孩子說:以后清華北大的大門將向你敞開。但他很快就無心念書了,他們班有個人語文考試超過了他,他的回擊辦法是找人打了對方一頓。

歡歡生母早亡,他從父親和繼母那里沒有得到過什么溫情,從他的自傳體小說來看,他幾乎是在暴力和虐待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期。初一讀完之后,因為繼母不肯替他出60塊錢交給學校的費用,他輟學了。這幾乎是一種解脫,因為初一的一千多名學生到了初二只剩下三四百人了,“兩免一補”也抵擋不住來勢洶洶的退學潮,孩子們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出去打工。“沒有人告訴你好好讀書有什么用,不看好上學這件事,上學就是混而已。也沒有人的理想是當明星、當作家……我們小時候能夠看到的最輝煌、最牛逼的人生,就是包工頭,或者從外面打工回來的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嗎,但只要他回來,他拿著一個包,包里有糖有煙,見人發糖發煙,穿得很光鮮,你就會覺得他很牛逼,他是去外面的人。你會感覺噢誰厲害,誰有面子。我小時候是我奶奶養大的,我奶奶最常跟我講的一句話,好好吃飯,好好上學,長大去打工掙錢。大人對小孩的說辭,他們從小給你灌輸的最高的生活榮譽和生活想象,是賺錢能力,誰打工,誰聽老板的話,得到老板的器重,賺到了錢,誰就是成功。在我們上中學之前,已經有一些上到五年級、六年級的孩子先于我們出去了,我們看到他們回來,頭發染得黃黃的,手里提著一個旅行箱,那就是去過外面的人。等到了初一寒假,同學之間互相問的都是,過完年你要去哪里打工,我要去哪里打工,是廣州還是河北,地方找好沒有。”

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有的甚至都沒有身份證,歡歡吃虧在個子太矮,要去南方打工還需要更像成年人一點,而他明顯是一個小孩,所以只能去河北,一個叫白溝的地方。地方雖小,卻是全國百強鎮,開滿了小作坊,整個鎮都是做書包的。每月工資400塊,招的基本上都是童工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就是那些去別的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你只能去那干,對工資也不會很挑剔,我們那時候能出去,能有人肯用你,就已經很高興了。”

作坊里管吃管住,一個炕上睡五六個人。老板的媽媽親自給做飯,全年兩道菜,炒土豆和燉白菜,就著饅頭喝點粥,土豆不怎么放油,沒什么味道,很難吃。長期營養不良,個子更加長不上去了。吃得太壞,睡得又晚,早上6點起床就開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1點半,加班的話可能要到半夜一兩點鐘。最苦的一次來了急活兒,連續加班七天,基本上不怎么睡覺。老板自己的漂亮妹妹也得踩縫紉機,踩著踩著直接崩潰了,哭了起來。

鄭在歡很快學會了做包,因為細心,老板還提拔他當了質檢員,可以一個人獨立使用一個房間,似乎還掌握某種權力,做得不好就退回去返工。他坐在房間里的一張席夢思床上,挨個翻檢針腳,剪凈線頭,如果一切都沒有問題,就裝上塑料袋包裝,再10個一摞10個一摞地捆起來。

第一年的打工生活如此艱苦,但他還是在過年后回到了這個作坊,因為老板承諾,只要他過完年還回來,就教他踩縫紉機,學匝書包。能踩縫紉機的都是高級工,技術工種,工資也會高一點,尤其對一個半大孩子來說,這意味著你即將成為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人,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沒想過跳槽,農民打工基本上是過年才結工資的,包工頭過年把那個工程款要下來,才會給你結賬,其實也是限制你的自由。”

他的寫作也是因此發端。他去租書攤,問老板有什么好看的,老板給他推薦了韓寒和郭敬明,“他倆當時都很火,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名字是在《小學生作文選》上,那時候我才上六年級。當時也不懂什么韓寒現象,還以為什么一股來自韓國的冷空氣之類的。書攤老板再給我介紹的時候我就看了,看完我想,他們也是小孩,他們能寫,那我也寫。”

這不是單純的較勁,而是他在韓寒和郭敬明的小說里,看到了同齡的青春期小孩該有的生活。“他們不是在打架,不是在成天械斗,不是在打工掙錢,而是在學習。在學校里,有一個正常的人際交往,還有男生女生之間那種懵懂的愛情。可是他們又寫得那么哀傷,韓寒已經很哀傷了,郭敬明就更哀傷。你們夠僥幸的了!你們他媽的過得那么好,我們過得那么慘,我們才應該寫出來讓大家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十幾歲就出去,一直工作到28歲,生活依然沒什么長進,打工永遠適合的是剛輟學的孩子,過了25歲,工廠可能就不要你了,你沒有那么機靈、那么好管了,你對工資的要求更高,也不安于沉悶的流水線了。我現在每年過年回老家,見了小孩就跟他們講你們一定要好好上學好好上學。唉,我簡直比我奶奶還啰嗦。”

他虛構出一個男一號,生于農村最正常、最健全的家庭,又寫了一個以他自己為原型的男二號,幼年喪母,繼母非常狠毒,父母都不管他,但是學習超好。小說以男一號的第一人稱自述,通過一個正常農村孩子的視角,去代寫另一個非正常家庭的孩子。“他的遺憾是他沒能上好學,我的遺憾是我的父母那么保護我,我依然沒有上好學。小說的名字叫《隕石》,這是我這十年來一直想寫的一個長篇小說。故事的結局就是孩子們一個一個隕落在去上學的路上。大家最終的流向是出去打工,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個一個地出去,但總的來說它是在農村生活環境下造就的,沒有什么希望,隕落是一個大概率的事情。”

這是他最想寫的一個長篇,他前前后后寫了很多遍,有時候寫到六萬字停下了,然后不要了,重新開始寫,寫到八萬字,又不要了,又重新開始寫,至今都沒有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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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家寫小說,拉貨誰去呢?”

匝過書包、賣過水果、做過鞋子……19歲的時候,歡歡要去北京見世面了。為什么會到北京打工呢?因為北京有一個批發市場的小老板有個兄弟,兄弟又有個兒子,兒子結婚,娶的是鄭在歡的堂姐的姐姐……所謂城市化,正是鄉村這種錯綜復雜的親緣關系,互相拉扯著,突圍進入城市。

“我還記得第一次去前門,我剛來北京,之前接觸汽車挺少,都是騎自行車去上班,我不知道汽車怎么運轉,前門全是汽車!把我嚇傻了。我騎著電瓶車從那個大紅門調貨,它是一個直入,車那么多,我嚇得不知道該怎么辦。一個一起工作的女孩教我說:你看那車,那個車燈右邊的閃,它就是要往右拐了,左邊閃了,它就是要往左拐,它倆都閃了,它要停了。交通規則我都是現學的,那個女孩又超級溫柔,教我城市的知識,我心里好暖,我已經19了,但此前對城市生活絕對是一無所知。”

他喜歡說笑。到北京第一天,老板開車去火車站接他,他在車上就開始各種逗笑。堂姐對他使眼色,拿胳膊肘杵他,讓他別說話。“那時候我才知道人是有等級觀念的,老板開車在送你,你不能沒大沒小。在這種情況下你無法展示自己,應該裝作一個老實人,嘴笨,不會說話,會干活就行。”

2006年,他買了人生中第一臺智能手機,諾基亞N72,可以安裝軟件,打字,上網,感覺很酷。有一天隨便點開了一個網站,發現在征文,首獎有獎金15萬,挺高的,他很心動。尋思不就是寫故事嗎,他可以用手機寫,那個網站本身就是一個手機網站,征文就叫手機新文學大賽,對剛擁有了神器的小鄭來說,這比賽簡直是為他量身定做。

諾基亞神器很快被他用到鍵盤漆都摳沒了,那時候手機屏幕很小,寫滿一屏也就兩三百字,但是他寫得很快,一小時就寫一章,一章一千字左右。“我又沒讀過什么文學作品,也不會對自己提太高的要求,什么都不懂,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

他一邊還在工作,站柜臺,有客戶來了,他就放下手機,跟人討價還價,給人送貨。這么著寫了兩個星期,覺得累心。為了增加獲獎概率,他左右開弓,同時寫兩個不同風格的小說,一個叫《有關樂子不同尋常的三年零八個月》,講一個叫樂子的人,16歲離家出走,到廣州流浪,認識了一伙奇妙的人,先是當乞丐,后來認識了藝術家和歌手,認識了被包養的女人,最后流浪到一個全是流浪者聚集的地方,他把那里的老大干掉,自己當了老大,為了養那個流浪的地方,他就去做了殺手……另一個故事走的是玄幻風,名叫《弒神》,講一個人要把神干掉,因為他覺得戰爭都是神明挑起來的。

同事的小姑娘聽說他在參加一個文學比賽,都很雀躍,“歡歡她媽的連初中都沒畢業,還參加征文比賽!”她們跑到網上給他投票,以示支持。他越發來了興致,上下班路上都寫,站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車上,捏著手機打字。

“我覺得這很影響我創作。我就跟老板娘講,不行,我得回家一個月,安心把我的小說寫完。 老板覺得很不可思議。啊?你寫啥小說,你不扯淡嗎?你回家寫小說,拉貨誰去呢?”

他硬是回了河南老家,偏又趕上農忙收玉米,他在田間地頭寫了一個月,把兩個小說都寫完,各寫了10萬字。回家的時候是秋天,到了冬天,開獎了,他得了三等獎。興沖沖騎著電瓶車去中關村領獎,進去的時候被門衛攔下,認為他是送快遞的。他氣壞了,他已經隆重打扮過,為此還穿上了新衣服,一百多塊錢一件的羽絨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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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們文學青年不是一伙的

也是在那次比賽中,他認識了魏思孝,一個80后寫作者,得的是二等獎。

“他寫的那個叫《黃與黑》,模仿司湯達的《紅與黑》。魏思孝很博學,他畢竟是個讀書人,大專生嘛,畢竟在學校有圖書館,看了很多經典。司湯達、貝克特什么的,很先鋒。因為那個比賽平臺是網站,大部分參賽作品都是網絡小說,類似《我在停尸房工作的日子》、《我和空姐同居的日子》這種。我一看魏思孝不一樣,他寫的東西很古怪,我又喜歡那一口,我不知道他追求文學,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寫作算文學,我只是編故事。我就聯系魏思孝,我說我看遍了這個網站的小說,你寫的最好,最牛逼。”

魏思孝當時連工作都沒有,他也愣了:他還有追隨者!于是互加了QQ,熱烈回應,薦書,薦歌:王小波、許巍、痛仰樂隊……

2010年,鄭在歡(右)和魏思孝在青島 圖/受訪者提供

魏思孝是鄭在歡文學之路上的第一個朋友,他向鄭在歡展示了嚴肅文學或純文學的序列,而鄭在歡對此并不在意。這是他從小就培養起來的一種自信,“我覺得世界名著都是被吹出來的,我根本沒有敬畏心。”雖然他也會去買魏思孝推薦給他的書,但他只忠于自己的判斷,也只相信自己。

“對于閱讀或者寫作來說,我不會信任別人,你針對性地跟我講,你要這樣寫,你要讀這本,我不會當回事。比如說馬爾克斯我就沒喜歡過,我看了半本,實在是味同嚼蠟。因為我自信又自大,對他人的意見不屑一顧。寫作是個人氣味的,你有獨屬于你的氣味的東西,你的作品才會成立。就像說相聲,相聲那么多人說,老段子大家都會講,但是每個人講的感覺就不一樣。”

馬三立就是慢慢吞吞的,劉寶瑞就是教科書式的,郭德綱就是外放型的……他偏愛馬三立,看似慢慢悠悠,但又很簡潔,沒有一句廢話,這種恰到好處,是反復錘煉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幾乎是海明威的遠親,雖然馬老頭兒可沒有硬漢的做派。鄭在歡是相聲迷,有很長時間,晚上必須聽著相聲才能睡得著覺,他也很想去當一個相聲演員,嘴總不閑著,靠語言把別人逗笑。

鄭在歡去山東找魏思孝玩,看見后者穿著海魂衫,留著長頭發,戴著發箍,很文藝青年。“我是時尚青年,跟他不是一路,然后我也不理解他為什么要把自己搞那么頹。”魏思孝在家里給他亮出了一堆書:楊黎、曹寇、顧前、朱文……歡歡一個都不認識,也不知道這幫人是干嘛的。“魏思孝說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的好處,你的好處就是你從沒進入過這個系統。但是他確實把我帶到文學的另一種形態,也就是寫作的另一種形態,我看了他們的小說才知道,噢原來小說也可以寫一些很無謂的、很淡逼的事情,甚至不用有矛盾沖突,不用按照玄幻、愛情這種明確的類型。如果不是魏思孝,我可能現在就只是一個成功的網絡作家。”但是命運給了他另一種結局,歡歡拿那筆8000塊的獎金買了一臺電腦,開始了另一種文學追求。

也是在那段時間,他交了一個女朋友。交往的發端,跟他與魏思孝的結識相仿。他們在文學網站發帖,彼此留言表揚。那正是僅靠網絡認可就可以迅速發展友情的年齡:女孩寫了思路很飄的詩,他覺得很美,他寫了很酷的小說,女孩認為他是天才。有好幾年他們都住在一起,他不工作,只是單純地寫,寫出來的東西能干什么都不知道。

這種純然自發的寫作,就像無人山野間的花開。散步的時候,他們倆經過報攤,女孩指著《收獲》雜志跟他說,其實你寫的東西可以去投稿在上面發表。他簡直恍然大悟。他迷迷瞪瞪地寫了兩個短篇,按照《收獲》背面的投稿郵箱投過去。看稿的是個實習生,給他打電話說,你寫得挺好的,我要給你送審。

他不懂什么叫送審,他甚至才剛剛知道什么叫短篇,因為認識了這個實習生,又給他引薦了一些出版社的編輯,他又多了一個朋友可以在QQ上聊文學。在那兩年里他倒是集中地讀了不少書:喜歡海明威,但海明威的長篇他從沒讀完過;也喜歡胡安·魯爾福,尤其是《燃燒的原野》,認為每一篇都近乎完美——荒涼,粗暴,充滿了互相殘殺,但是文體特別美,“他寫的窮苦不會讓你感到堵心,或者沉重,而是特別輕。“

“我的欣賞水平可能還沒那么高,我還可能比較狹隘,我自己的審美可能還在一個青少年的范式里面,我喜歡酷的東西:喜歡搖滾樂,喜歡朋克,喜歡冷敘事。如果一個人的寫作能夠帶來異質化的審美,我會覺得那已經成功了一半,就是你的腔調跟別人、跟你已知的那種文學不太一樣。”

當編劇是另外一種誤打誤撞,直到現在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合格的編劇,他能搞定這事,只是對編劇的身份并不認同。他對自己的定位依然一寫小說的,客串編劇不過是暫時接個活兒。“因為當編劇的快感很容易被閹割,編劇是效率特別低的一個工種,本質上編劇是政治。影視化是一個大家一起坐下來,你說服我我說服你的一個過程。你要總結各方的觀點,匯集到你所理解的一個層面上去把它完成。而且弄出來之后,還得再跟大家意見一一去匹配,還不一定匹配得上,甚至永遠也匹配不上。在影視圈,我聽到最多的詞是話語權。你的話語權足夠大,你的合作就相對比較愉快,因為你說的話大家會服從,你的話語權小,那你就要服從別人。但是小說不會,假如我覺得我這篇小說寫得好,那就永遠沒人能說我寫得不好,因為他說我寫得不好,我可以不認同。你這里不發表,我可以拿到別處。但是寫劇本,他不認同你就得改,你不改,沒人給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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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叛軍

他做了幾年編劇,賺到可以繼續幾年不工作的錢,就坐下來寫小說。寫得很慢,兩三個短篇,可能需要耗掉半年的時間。北京就是這樣的城市,它讓你臣服于生活的節奏。

寫作的痛苦是另外一種,那是在寫作過程中始終存在的一種不確定感,每一處不確定都意味著反復審視和修改,但它又是一種深度的過濾,是對自己思維的深度訓練。寫作者一遍一遍地注視自己的句子,就像在檢視自己的審美和價值觀。“還經常不小心就寫出了跟自己審美相違背的東西,比如說我吧,我一不小心就會寫得很爛俗!你明知道這樣寫不好,但是你改變它,你又覺得不對,這種矛盾的感覺。就像你想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你有時候又知道你根本打扮不了那么漂亮。”只有寫完的瞬間是開心的,那意味著這種無休止的自我懷疑終于可以得到喘息,以及出去大吃一頓。

寫作沒有給他帶來比當編劇更多的錢,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相信,文學可以是,也應該是最牛逼的商品。

2018年,鄭在歡(左)和魏思孝在淄博 圖/受訪者提供

因為一次疏忽(發朋友圈的時候忘記了屏蔽同村的人),故鄉的人全部知道他當了作家,其中還有不少人買了他的書。這形成了一種詭異的壓力,他聽說自己的父親在讀了小說之后嚎啕大哭,也聽說了自己家在村里的仇家也默默地把書買來讀了。但是當他回家的時候,鄉人很有默契地對此絕口不提。

“最多是說哎呀沒想到你還是個作家,我們這種掙再多錢也沒用。講這種客氣話。”他很忐忑,因為他寫出鄉人的不堪,糟糕的親緣關系,現在輪到他們對號入座了。“但因為他們真的一句都不跟我聊,他們的觀點我不知道,我揣摩過,我只能說,他們應該不會太喜歡我,但是他們也會有所忌憚,就像你掌握了某種他們不能控制的武器。”更讓他不舒服的是,他不再享受鄉村的談話了,那些以前他聽著津津有味的交談,人際八卦,背后是一整張鄉村關系大網,現在聽來全都變了味道,這讓他極度沮喪,仿佛他已經成了故鄉的叛徒。“我現在的思維已經背叛了我的家鄉思維,我少年時候的思維。 ”

他開著朋友的奔馳車衣錦還鄉,連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們都開始張羅著幫他介紹對象,他也是去過外面的人了。

是啊,他是一個渴望親密關系的人,目前單身,空窗。缺愛,同時也就不是那么渴望一定要有人愛他。悶到不行的時候,去附近的公園走走。他曾經喝醉了酒,想要擁抱路上的每一個人,懷著一種巨大的鄰人之愛。迎面走來三個不認識的年輕人,于是他熱烈地擁抱他們,嚇得他們落荒而逃。

離開家鄉的時候,他想跟奶奶聊聊天,奶奶七十多了,老在催他結婚生孩子。“雖然我也渴望有家庭,但這可能意味著更多的拖累。我說:奶奶,你理解我嗎?我想活的不僅僅是一輩子,可能是更久。我想干的事情,是讓我自己能夠流傳下去,能流傳得比一輩子、比幾輩子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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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總第631期
出版時間: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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