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關注丨女性在韓國, 有人整容上癮,有人選擇做自己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周秭沫 日期: 2019-08-10

整容醫生趙婧說,大部分客戶在恢復期會對她通信轟炸,使她不得不在心理醫生和整容醫生的身份間游走。但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些女孩的精神世界

封面圖:首爾狎鷗亭整容街上,剛剛走出醫院的整容者 圖/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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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像呼吸那樣簡單”

幾乎每個女人都化妝,在首爾的街道上。如果要問什么類型的商鋪最密集,排名第一的不是便利店,而是化妝品店。這里應有盡有,從頭到腳,睫毛增長液、鼻貼、唇膜、痘痘貼、祛脖頸紋霜、燃脂霜、美腿霜、足貼……一些看似無用的產品,如果可以讓人變美,就不會滯銷。

鏡子無處不在,地鐵,購物中心,甚至是警察局的大門旁邊。女人,男人,小孩,老人,每個人時刻注重形象。不用驚訝,在這樣一個愛美的國家,整容、隆胸并非難以啟齒的事,更不用說天天化妝。

蓋洛普調查顯示,韓國是世界上整形外科手術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19到29歲的女性群體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她們曾接受這類手術。

美容廣告不再局限于充滿魅力的成熟女性形象,化妝品巨頭公司正在把消費人群擴展到幼齡人群。一則美容產品的廣告呈現出這樣的觀感:穿著校服的女孩,涂抹口紅。廣告語則是——“我看著媽媽,跟著她。我今天長大了。”

2019年2月,《華盛頓郵報》刊文報道韓國兒童化妝低齡化的社會現象,今年7歲的楊惠姬小朋友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做的事就是化妝。

女性市場的飽和,也使得美容公司逐步加強對男性的營銷。過去的四年中,男性市場的年增長率約為9%,富蘭克林·鄧普頓韓國股票研究主管康在俊表示。

現在,韓國的美容產值已超100億美元。一些整形機構甚至進入大學校園,成為活動贊助商。醫師會告訴想要整容的女人,手術過程如同“呼吸那樣簡單”。

在一次慰僑活動中,Emily向我介紹自己是首爾一家大型整形醫院的醫師,兩周前和朋友兩個人合開了一家小型美容診所。她今年28歲,短發,娃娃臉,身形消瘦。十年前,Emily跟隨朝鮮族丈夫來韓國生活。

Emily的工作地點很不固定。每周有固定的三天,她需要在醫院上班,其他時間負責自己診所的營業。每個月有幾天時間,她會將手術儀器和藥品裝進一個微型冷凍箱,提著一個中號行李箱飛回國內,為預約的中國人做手術。她還為國內大量想要學習手術技能的女孩提供咨詢服務。

每周,大批的女孩從中國各地飛來,想要從這場龐大的生意經里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針劑培訓班合影!想來韓國學習,包裝,鍍金,詳情請咨詢我”,翻開Emily的朋友圈,我看到了這樣的一條。

趙婧,Emily的合伙人,很小的年紀就出來工作,經過一番努力在韓國站穩腳跟。趙婧的手機里大部分都是客戶術前術后的對比圖。她對自己的作品非常滿意,也發自內心覺得這番事業充滿意義。

公眾場所典型的鏡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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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的一個下午,我參觀了Emily的診所,它位于首爾市九老數碼園區附近的一棟公寓里。診所的內部結構很簡單,是典型的三口之家樣式,配備客廳、廚房、洗手間,還有兩間臥室,被Emily改造為手術室。除了文眉、美甲這樣比較簡單的業務和大型開刀以外,注射美白針、水光針、溶脂針、瘦臉針、瘦肩針,以及面部線雕、干細胞去皺等等,這樣的愿望都可以在emily的診所得到滿足。

這種“家庭式”的診所分布在首爾各區,手術每天都在秘密地進行,難以統計它們的客戶群和數目。Emily說不一定比大型整形醫院少,她和趙婧的客戶大多是自己做整容師幾年間積攢的人脈。

Emily從冰箱里拿出一些瓶罐給我“科普”,肉毒桿菌可以萎縮肌肉,玻尿酸會讓膠原蛋白流失的臉恢復彈性,“這很考驗醫生的手法,如果打壞了整張臉會像吹脹的氣球。”

我花了一點功夫弄清楚Emily營業的步驟。一般情況下,她和趙婧會利用自己的職務優勢從供職的醫院拿藥,比如一瓶100個單位(一毫升)的保妥適(瘦臉針),在正規的整容醫院要賣到45萬韓幣(約合2700元人民幣),加上人工注射費是3000元人民幣。Emily告訴我,在她們的診所接受瘦臉針注射只需要一半的價格,免去簽協議和開發票的繁瑣,只需要微信轉賬,客戶可以邊戴著耳機聽音樂,半分鐘功夫不到,如此輕松簡單。

大部分人接受整容手術的初衷是“讓自己變得更好一點”,但已有的心理研究表明,一些做過手術的人更有可能出現抑郁情緒。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人類容貌中心在200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20%尋求整容的人都在接受某種形式的精神科藥物治療,如服用治療抑郁或輕度情緒障礙的藥物。而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數據,總人口當中服用治療抑郁或輕度情緒障礙藥物的人只占9%左右。

康奈爾大學精神病學系Katharine Phillips教授的研究也指出,形象的改善會讓整容者的生活質量得到提升,但手術引起的不良后果無法預測,對效果不滿意的客戶更有可能進行重復性的手術,為此還需承擔家庭關系惡化、自毀行為增加的風險。嚴重的客戶還會對醫生產生極端憤怒的情緒,并威脅到其人身安全。

曾經,一次面部吸脂所產生的瘢痕,讓一位客戶整整兩周處于躁郁的狀態。恢復前期,由于面部腫脹,她不見人,天天就在家呆著。每天早上,她睜開眼后第一個動作就是照鏡子看那塊瘢痕有沒有減輕,如果顏色沒有變淡,她會感到一種“暗無天日”的情緒。束頭帶時刻綁著,用來防止吸脂后的臉頰變形。為了不淋濕束頭帶,她只能將頭倒靠在床沿邊哭泣。低頭哭也是不可能的,那樣會使脂肪位移。早上如此哭過后,新的一天就這么開始了。

“每天她都會給我發圖片,我得一遍遍地告訴她,你會好起來的,只是時間問題,你要相信自己。”趙婧對我說,大部分客戶在恢復期會對她通信轟炸,使她不得不在心理醫生和整容醫生的身份間游走。但沒有人會真正關心這些女孩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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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針實在太解壓了!”

隨著減肥文化的流行,進食障礙(eating disorder)正逐漸被人們熟知。這種病無法靠藥物治愈。我的朋友金知嫄患有此癥。對她來說,障礙不是吃不進去東西,也不是暴飲暴食。在金的世界里,炸雞、漢堡包是不存在的。她將它們稱作“油脂、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有時候,她兩天只吃三頓飯,且僅限于蛋白質和蔬菜,碳水化合物絕對不碰。她享受咀嚼食物的過程以及味蕾的愉悅感,但她不允許這些食物在胃里過夜。她總是吃一口吐一口。周六是解放日,在這一天,金會吞咽自己最渴望的食物,直到塞不下,然后立即去催吐。

金目前在首爾排名前三的大學就讀經營專業,除了進食障礙,她還整容上癮。她似乎有畸形的恐懼癥,有時候她會幻想自己是一頭豬,盡管她肚皮上只有薄薄一層脂肪。“這是真的。”她對我說。她用了“dwaeji”這個詞,在韓語里不是指可愛的豬、可以用來自嘲的豬,也不是能夠出現在卡通動漫上的豬,而是牲畜豬。

金對自己形體的認知障礙還表現為采用各種手段來改變自己覺得不完美的地方。她每天戴口罩、穿束腰、穿高跟鞋,對她來說,那是可以安慰心靈的做法。

我剛跟金認識時,她正在準備施行第五次大型改造。這次要動的地方是下頜骨,她要磨平那塊骨頭,“臉小了,人就秀氣了,顯得比例好。”我好奇她總共做了多少次手術,她已算不清楚。從高中到現在,五年里,除美白、水光針這類在她看來微不足道的小手術之外——“加起來,應該在30次到40次之間。”

考試周的某一天,金感到早上沒有發揮好,“整個人陷入了絕望的情緒中。”她拉著我一起乘地鐵到江南她常去的醫院補了一針瘦臉針和水光針。針管插進她的下頜時,她如釋重負。“打針太解壓了,你一定要試試!”她不止一次對我說。

整容的念頭最早出現在十年前,一次初中學校組織春游活動,一路上師生們有說有笑。那時候金是剛從吉林延邊來到韓國生活的朝鮮族,是班級和社區里的邊緣人。在大合照上,她發現自己的輪廓比那些韓國同學寬了近兩倍。從那時起,她開始節食、催吐、瘋狂運動,定期接受心理治療,并不間斷地整容。她的鼻子、眼角、脖頸、皮膚、肩部、小腿,這些部位沒有一個屬于原本的自己。

金的情緒常年穩定在中等偏下的狀態,有一段時間,她患有嚴重的雙向情感障礙。她心情好的時候,我們的談話會是這樣——

“漂亮地活著,然后漂亮地死去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嗎?”

“好看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智慧和個人榮譽。”

有時低落躁郁——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我都會習慣地摸摸自己的肚子,心里想著,為什么不能窄一點?為什么不能再薄一點?這樣的話我每天要問自己很多遍。”

“有時候站在鏡子旁,我會感覺這不是一個女人的身體,而是一頭牛的。我正處于一個人到一頭牛的中間。”

“世界太不公平了,為什么有的人不運動不做手術就能那么瘦,讓這些人去死吧。”

有時自嘲:誰有我慘?成年后再沒有吃過一頓完整的飯,天天挨餓,我活得還不如饑荒年代的人。

有時候,我勸她不要那么抱怨自己,她回答:“我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用不著像韓國人那樣非常努力才能考進好大學,然后非常努力才能進入三星或者現代那樣的公司,然后辛苦地活著,畢竟我父親是那么成功的貿易商人。”

“你的臉可以再瘦一點嗎?”、“你的腰太粗了”、“你的骨架太大了,就算瘦下來也不會好看的。”這樣的聲音不斷地出現在金的大腦中,她管它們叫“屬實的幻聽”。

有時,她也會感慨——“盡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向大眾審美屈服啊。你回想一下吧,在中國,大人是怎么夸小孩子的呢?應該是這孩子真聰明、真懂事、真聽話,對吧。那么在韓國呢?”

“這孩子真漂亮。”我小心說道。

“對!”金點頭。

金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一種“知道自己有病,卻怎么改也改不掉的狀態”。我試圖理解她貶低自己的心態。她身長1米71,最瘦的時候只有81斤,她給我看以前的照片,雙頰凹陷得很嚴重,雙手也可以看出清晰的骨頭結構。

“如果你不美麗,你就不配得到別人的愛,我的成長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韓國的最后一個周末,我和金去明洞逛街,我們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三五個中國游客從我們身邊走過,有兩個顯然剛做完手術,頭上纏著繃帶,碘酒和血跡清晰可見,她們提著樂天購物袋,收獲頗豐。

之后,穿著制服的高中生們迎面來了,長腿襪,緊實的小腹,一張張充滿膠原蛋白的青春面龐。她們嬉笑怒罵,平凡快樂。金嘆了口氣,她明白,那是她永遠無法抵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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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不能決定我的命運”

我第一次見到南樹林(nam soo young),是在成均館大學的課堂上。南在做一場關于韓美法律制度比較研究的演講。

南的漢字名是南秀映,也可譯作南素映。但南告訴我,她更喜歡“樹林”的意義,在美國西海岸上學的時候,她的中國舍友為她起了這個名字。

今年春天,南結束了在美國長達八年的留學生活,現在,她跟著成均館大學法學院的一位教授學習本國法律知識。我們在同一棟樓上課,“周五見”后來成為我與南的girl’s time(女孩時間)。

如果說韓國女人是精致的存在,那么南活得就像是一匹賽馬,她每天6點起床,繞著首爾市清溪川跑五公里,然后回家洗漱、練琴,學一會中文,全新的一天就開始了。白天她在首爾國會實習,晚上再來成均館大學自習。她永遠不會讓自己感到無聊。

在高中時,南有了清楚的認知,自己不會是韓國社會中“討人喜歡的女人”,但也不“憤世嫉俗”。南非常關注女性話題。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期,但同時,韓國女性的生存狀況沒有隨著社會發展而改善,這個國家也成為亞洲最大的嬰孩收養輸出國之一。30年前,首爾街頭一度隨處可見棄嬰和流浪兒。

夜幕下的首爾狎鷗亭整容街 圖/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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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直到今天,因宗教和傳統文化影響,韓國一直沒有開放合法墮胎的權利。隨即而來的種種并發癥,比如棄嬰問題——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沒能得到改善。“給年輕母親一次機會!”在向青瓦臺請愿的時候,人們舉著這樣的標語,希望《刑法》可以放開婦女的墮胎權。由于棄嬰數量太多,一些宗教人士自發在城市路邊配置了保溫集裝箱,當地人稱之為“baby box”(嬰兒箱)。無路可走的母親可以將孩子送往此處,而不再是垃圾箱。組織者將會定期檢查集裝箱,將發現的嬰孩移交孤兒院。這樣做避免了嬰孩被凍死街頭的命運。

毫無疑問,女嬰占了棄嬰總量的大多數。南常常觀察她們的命運,她向我提過福樂爾·佩爾蘭和宋宜,前者已在歐洲政壇獲得了很好的發展,后者現在是導演伍迪·艾倫的妻子。在公眾場合,宋宜一直保持著緘默、溫柔的形象。她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與福樂爾相近。在首爾,她和母親住在一個“類似于后院的房間里”,有一天,她決定逃走,獨自走向了孤兒院。幾年過去,她被來自美國的女演員收養,開始了新的生活。“她就是那樣長大的,那些被遺棄的韓國女人就是這樣活下來的。”南說。

每當我提到韓國職場的外貌歧視時,南會生氣,“不要去聽那些社交媒體的話!你得明白他們是在折磨女孩子。”南不喜歡我對韓國社會的“過度的偏見”,“我不相信在你們國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首先你要明白,人都是喜歡好看的東西和人,僅此而已。”

南也勸阻了有接受整容手術念頭的我,“如果你愿意通過手術變成一個假的東西,那也要承擔做一個假人的風險,那樣實在不利于心理健康,我知道女孩們將會因此受苦。”

“最原始的問題在于,我們的社會只會告訴女孩子怎樣做是會被人們喜歡的,卻沒有教會我們怎樣愛自己。而對于女性來說,如果有一種關系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與你自己的關系。你得知道,沒有人可以阻止你愛自己。”南對我說道,“我知道我不好看,但我不會因此討厭自己。不管社交媒體上的人怎么說,你的眼睛太小、鼻子太大、下巴太方,那是我的基因決定的。那些言論不能傷害到我。”

最近,南對我說,韓國的司法考試制度發生了變化,如果想要成為一名律師,就得先考進法學院,在學校進行三年的學習之后才有資格參加司法考試。南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一名法官,這意味著南以前在美國獲得的文憑不能給她在事業上提供幫助。繁瑣的司法考試制度讓從小在國內接受應試教育的我感到汗顏,但南說,“Dear(親愛的),那并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誰,以及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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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Emily、趙婧、金知嫄為化名。鄧舒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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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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