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馬伯庸 想象滾動在歷史河流中的“美洲車輪”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徐琳玲 日期: 2019-08-10

“我把我寫的這類小說,叫作‘歷史可能性小說’。我把它比作是‘美洲的車輪’

“我把我寫的這類小說,叫作‘歷史可能性小說’。我把它比作是‘美洲的車輪’——我們都知道美洲這個地方出現過很多文明,但這些文明都沒有發明出輪子:以美洲當時的基礎條件,只要有一個人腦子稍微開一點竅,就能想出來輪子該怎么做。但事實上輪子就是沒有出現。歷史可能性就和‘美洲的車輪’是一樣的,只是存在于邏輯之中,存在著一種可能性,并不是說它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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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來給《刺客信條》寫劇情,你會把背景設定在哪里?”——2016年,知乎上有網友提出一個問題。

著名“文學話題優秀答主”馬伯庸呼啦啦地就碼了一個幾千字、充滿電影畫面感的場景,也是高票首贊的回答——大唐長安城,望樓監控,突厥狼衛進長安,李白,杜甫……

正兒八經把這個一時興起的構思向小說發展時,馬伯庸發現了一個漏洞——那一年,“詩仙”李白不在長安,正在山東游歷。如此,他和好基友杜甫為長安城安危對決的故事就支撐不下去。

最后,他把這部歷史架空小說的主角從原本的“大唐文壇雙雄”替換成了兩位少為人知的人物——其一是李泌,自幼有神童之譽,做過太子李亨的伴讀、心腹謀士,好修仙卻先后效力過四朝天子,一號自帶傳奇屬性的“神人”;其一為張小敬。據唐朝小吏姚汝能所著《安祿山事跡》記載,他是馬嵬驛兵變中射殺楊國忠的陳玄禮部下——一個在野史中留下個姓名、其余一無所知的小人物。

最終,大兵張小敬和天才少年李泌成為這部大唐版“反恐二十四小時”的雙男主角。

小說里,馬伯庸還給自己安排了一個“分身”——靖安司主事徐賓,一個體形微胖、仕途慘淡但精通一門奇術——“大案牘術”的小文吏。

公元2019年,北京城東一家時髦的家居咖啡館里,我和這位著名“業余文史愛好者”侃起了大唐盛世、李唐宗室秘史、唐傳奇和王小波的《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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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想象的規條——“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天寶三載,兢兢業業當了29年皇帝、一手開創“開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的人生發生了微妙的轉向——這一年,他納前壽王妃、兒媳楊太真于宮中,并把朝政丟給了宰相李林甫,李的權勢日益膨脹。

另一方面,盡管流露出厭于政事的跡象,唐玄宗對太子李亨始終懷有提防之心,對其進行孤立、控制,不允許他培養個人政治勢力。權相李林甫處心積慮想讓玄宗廢掉這位太子,一直尋找各種機會羅織罪名、陰謀構陷。自被立為太子到安史之亂中匆忙登基的22年中,李亨的政治生涯一直如履薄冰、危機四伏。

這一年,安祿山在平盧節度使任上又兼任范陽節度使,玄宗對他的恩寵、信任日盛。

這些史書上記載得明明白白的各方勢力矛盾和戲劇張力,為馬伯庸的想象力提供了一個可供翱翔的時空。在虛構和真實之間,這位擅長寫歷史架空小說的作家給自己畫上一個圈圈,即“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所謂‘大事不虛’,就是說歷史上大的事情,我不能去虛構。譬如在《長安十二時辰》里,唐朝還是唐朝,皇上也沒被殺死,因為這是歷史,我沒辦法改變。或者說像我寫《風起隴西》里,蜀國的北伐還是失敗了,這也是歷史,也是我改動不了的。”

“我也必須尊重歷史上的那些人物關系。譬如,我不能把宰相李林甫寫成是保護太子的,因為他在歷史上的確跟太子是敵對的;我也不能說唐玄宗待太子特別好,這也是李唐宗室的一個宿命——歷代皇帝和太子之間的關系都是非常緊張的。”

“但是在這基礎之上,在構想小說細節時可以不那么拘束。天寶三載的長安城里,唐朝還是唐朝,皇帝沒有被殺,那他們在那一年經歷了什么事?有可能那一年真的什么都沒發生,但我說發生了一件事情,但是這件事最終對歷史走向沒有造成影響。這是有可能性的。”

最終在小說《長安十二時辰》中,馬伯庸編排出一段環環相扣、緊張刺激的故事——太子一黨的李泌和前長安“不良帥”張小敬一同聯手,要在上元節的12個時辰里,追捕潛入長安城的西域恐怖分子。而在這背后,涌動著皇帝、太子和李林甫之間的高層權力博弈。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對熟悉各種敘事套路的暢銷書作家馬伯庸來說,構思出一個驚悚刺激、讓讀者欲罷不能的懸疑故事,不是難事。他給自己的挑戰,是在小說里還原出盛唐時期的風土人情、市井生活,居住在長安108坊里的百姓們的衣食住行。

在準備和寫作的一年中,馬伯庸把大量精力花在研讀史料、文人筆記、唐傳奇和考古報告中,光在知網上就下了兩百多篇相關論文。寫完初稿,他又請熟悉唐代社會史的學者朋友們把關。

為了讓自己捕捉到大唐長安的氣氛,馬伯庸跑到西安考察,尋訪古跡,在博物館里兜兜轉轉。當看到長安城“東市”舊址留下的車轍印、排水溝,以及古運河的遺跡,他浮想翩翩,由此構想出張小敬駕駛裝著烈性炸藥——“延州石脂”(石油)的馬車一路狂奔,帶著已開始燃燒的馬車沖進運河中的驚心動魄場景。

2005年,25歲的馬伯庸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歷史架空長篇小說——《風起隴西》。帶著幾分惡搞的心情,他用一群三國人物寫了一部很現代、很西方軍事諜戰風的小說。

在隴西,蜀國二次北伐前期,蜀魏兩國間諜展開了關于竊取和反竊取蜀國尖端武器“木牛流馬”的情報爭奪,以及隨后各自的策反之戰。隨著蜀國司聞曹幾位干吏的一路追蹤,一個驚天大陰謀浮現出來——原來丞相諸葛亮才是這一切背后的“大boss”,他借雙重間諜“濁龍”之手,鏟除了自己的朝中對手——反對北伐的蜀國二號人物劉平。

回顧自己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馬伯庸承認自己當時是故意的,“就想用些現代的詞匯來造成一種違和感和錯位感。因為最初是發在網絡,也不算正式寫作,就是覺得好玩,千方百計想出一些新奇的方式來反復刺激大家的神經,讓他們看到一個從來沒見過的東西。你可能覺得不舒服,但覺得很新奇、很有趣。”

十多年間變著法子地折騰,他陸續寫完幾部小說。2016年,36歲的馬伯庸感覺自己到了“需要沉淀下來”的時候,以寫出內容更凝煉的東西,“在表達上更不留痕跡”。

盡管費了不少心血試圖還原、逼近真實的大唐,馬伯庸自認為《長安十二時辰》只是看上去像一個古代故事,“它只是比《風起隴西》藏得更深。如果你仔細回想,會發現里頭的觀念、人物的意識都是很現代的。”

譬如有關生命平等的價值觀,譬如張小敬關于“出賣一人而拯救長安城”的道德抉擇。后者讓人聯想到哈佛大學“公平和正義”公開課上那個著名例子——當你駕駛一輛剎車失靈高速行駛的列車,發現前面的鐵軌上有五個工人正在工作,而你也可以把列車轉到旁邊一條鐵軌上,那條鐵軌上只有一個工人,你是選擇撞五個還是轉軌道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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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業余文史愛好者”的自我修養——“起死尸,肉白骨”

盡管有“博古通今”之名,馬伯庸一直自謙為“業余文史愛好者”。

2016年底完成《長安十二時辰》的書稿后,他在修改、出版純文學色彩的奇幻小說《草原動物園》之外,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搜集、整理明代的地方歷史檔案上。

2014年從一位喜愛明史的朋友那里,馬伯庸聽聞了一起發生在明萬歷年間的徽州稅案騷亂。一時好奇,他搜索相關資料,隨后被原始檔案里大量豐富到可以“起死尸,肉白骨”的細節吸引。自覺知識儲備不足,他又陸續參考了相關學術論文,斷斷續續寫成了一篇三萬字長文發在了微博和知乎號上,題目叫——《徽州絲絹案始末》。

在朋友“和菜頭”的推薦下,這篇三萬字的文章被羅振宇用10萬元買下,拿到“羅輯思維”和“得到”上做內容分享。

“純粹是憑興趣寫的,原以為很冷門,沒想到有這么多讀者有興趣。”拿到10萬稿酬后,馬伯庸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整理者和轉敘者”,一轉身就讓助理把這筆錢分送給他寫作時參考過論文的四位學者。

從2017到2018年兩年間,馬伯庸干脆把原本的寫作出版計劃丟在一邊,完全沉迷在對舊事的尋訪和解讀上,陸續完成講述民間廟產爭奪案的《楊千院律政風云》、反映基層政治平衡術的《婺源龍脈保衛戰》、講述基層小吏如何進行精細貪腐操作的《胥吏的盛宴》等反映明代基層社會政治生活的六篇長文。

2019年初,他將之整理出版為歷史紀實作品——《顯微鏡下看大明》。為了推廣這部書,他寫了一篇也許是個人歷史上最長的廣告文案,并說自己的這次推薦“比之前寫的任何一本書都有底氣”。

從事出版業的余林認為:對一個像馬伯庸這樣已很有名氣和市場號召力的小說作家,去寫這種純粹的歷史非虛構作品,其實特別費力不討好。“一方面選題小眾、冷門,耗時漫長,投入和產出嚴重不成正比。另一方面,因為內容涉及古代的財政、稅收和官制等專業領域知識,對資料的把握要求非常之高,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專業人士抓到破綻,鬧出笑話來。”

之前,馬伯庸曾寫過披著考據外衣的歷史小說——《三國配角演義》,仍有“不明真相”的讀者拿著某本史書和他就曹睿封侯的具體時間對質。

“這就是我一直想寫的,沒有考慮任何套路,沒有按當紅暢銷書的考慮,也沒有考慮過市場會怎么反應。”馬伯庸向我解釋說:“出了《長安十二時辰》之后,我就沒有急著去玩各種套路。我還是希望在各個方向都能探索一下,找一些新的東西。雖然有些可能比較小眾。”

今年4月,馬伯庸受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邀請,到“思勉人文思想藝術節”做專題演講。

到高校做活動,對馬伯庸并不是新鮮事。作為擁有高人氣的“著名青年作家”,他時不時會到大學搞個講座,配合新書簽售,講一些大學生會感興趣的話題,“一般都是來自學生會或校團委、黨委方面的邀請。”

但這次顯然有些不一樣。在歷史學科實力排名中,華東師大歷史系近年來被公認位居前列,擁有一批精于某一領域的權威學者和有實力的中青年骨干,而以史學大家呂思勉命名的“思勉高研院”則是國內思想學術研究頗有聲望的研究機構之一。

這是否可以解讀為“學院派”對這位“業余文史愛好者”的某種認可呢?

在采訪中,思勉高研院的一位學者笑著證實了我的猜測——“我們都覺得他很好,不但有流量,而且歷史小說寫得確實好,所以請他來做分享。”

在思勉人文藝術節,馬伯庸以自己寫作《顯微鏡下的大明》一書的心得,作了《歷史中的“大”與“小”》的演講——談如何通過“以小見大”的方法,細微解讀明代文人的筆記小說,研究不同地域的文人特征及心態,并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以接地氣的方式探析整個大明王朝的歷史走向。

?等一站到講臺上,他才發現下面坐著好多歷史專業的學者,“嚇得差點不敢往下講”。

《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劇照

?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青年學者瞿駿讀過《風起隴西》、《三國機密》等幾部小說,新近又翻過《長安十二時辰》一書,對馬伯庸的細節設置,及趣味性和歷史感的結合,流露出相當的欣賞——“他寫的是小說,但涉及到歷史事實,能做到基本都有出處。看得出‘馬親王’做過很多功課,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

“馬伯庸最吸引我的是:他常能建造一個讓歷史上演、故事發生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那些出場人物是有著一連串的‘不’的。他們不知道很多事情,他們被時間催逼著走,他們的行動有很多限制,他們有欲說還休的難言之隱,他們經常被無常的命運‘調戲’。有了這個舞臺,有了這一連串的不,就有了歷史感。他不像有些電視劇,服裝、人物、史事也許都大致不錯,但卻好像洞悉了歷史的發展方向,可以不吃不喝地為之努力,經常是他們‘操控’著命運。”

面對馬伯庸這樣的歷史寫作者,“學院派”的瞿駿說自己常常反思一件事:“專業研究越深入,何以想象力越來越匱乏,何以胸中之‘溝壑’越來越被填平,何以娓娓道來講故事的功夫越來越稀松。”

站在思勉高研院的的講堂里,面對一干學者教授,馬伯庸說自己感到很惶恐,但很愿意在有著隔閡的學界和大眾之間充當“一座知識的橋梁”——把學者的最新學術成果匯總,從中發掘出大眾感興趣的點,用大眾能理解的、相對輕松的方式講給他們聽,讓他們高高興興地來讀、來看,理解這些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這就是未來幾年我對自己的一個定位和心愿。”他態度嚴肅地向我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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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Ma的歷史、文學漂流

在親王粉心目中,馬伯庸最擅長的是“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恣意汪洋的想象力、扎實的文史功底和廣博的知識面,將這數者融會貫通再加上幽默感和自由變換的文風,讓馬伯庸很早就有“鬼才”之名。有人以“博,趣、奇”三字概括馬伯庸作品的特色。

他講故事的能力,部分來自基因。馬伯庸的父親是一名民航系統的工程師,但卻是個“講故事很厲害”的好手。馬伯庸童年時,父親經常根據早年在草原當兵的經歷,繪聲繪色地編些有關草原的故事、神話傳說,并用磁帶錄下來。每當小馬一個人在家感到無聊,就可以隨時自己放錄音機聽。

因為父母的工作性質,自打讀幼兒園起,馬伯庸就跟著父母工作地點的更換不斷轉學。這造成一個后果——整個成長期,他幾乎沒有什么玩得熟的朋友。班上同學組織生日會,約著一起旅游、玩游戲,他常常落單。這讓他鍛煉出一種自娛自樂的能力——“自己給自己找樂子,看書、瞎想,玩一些想象的實驗。”

譬如,他會想象一本世界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書:它的封面是什么樣,書名是什么,上面的腰封是什么樣,里面大概多厚。這本書怎么產生的,它又怎么落到他的手里的。“我會把圍繞這本書的故事都想得非常仔細,然后再到書里面的內容,慢慢地補充細節。等想得差不多了,就把書放到書架上,再換下一本。”就這樣,他在腦海里給自己搭建了一座小小的神奇圖書館。

他也經常雜七雜八地看些書,連環畫版的《三國演義》、科幻小說、漫畫和各類文學名著。偶爾,他也會在上課時偷偷寫點故事。

“看了什么喜歡的漫畫或者動畫片,就寫一個和那個主題差不多的小說。只能算是自娛自樂,也沒啥讀者,頂多也就是給一兩個班上同學看,因為不敢傳閱太多,怕被老師發現。”

直到網絡時代興起,這個有些寂寞的少年才真正開始試手寫作。19歲到上海讀大學,他開始泡學校附近的網吧,在各種小眾論壇發東西,有了一批和他互動頻繁、會給他即時反饋的網友,“在網上想寫什么寫什么,沒有什么題材限制:鬼故事、西式的推理小說、科幻小說、中國古典的歷史小說都寫過。”

其間,他寫了第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說——披著懸疑、破案外皮的網絡鬼故事《她死在qq上》。

這段時間的網絡碼字很快樂。除了論壇上幾百號人,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寫到一半擱置了,是常有之事。如今的馬伯庸有了沉重的“偶像包袱”,深知如果挖了個大坑沒填上,等待他的是什么結局——“會被唾沫星子淹死的。”

早年,他曾寫過一部意在惡搞武俠主流敘事套路的小說《我在江湖》,洋洋灑灑地鋪陳了武林世界和各路出場人物后,小說忽然就中斷了。停更兩年后,他讓天上降下來一塊大隕石,把小說中正反兩派人物一起打包砸死,主角劫后余生后也自刎。他以百來字強行完結了這部惡搞小說。

這就是馬親王“黑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隕石遁”。哭笑不得的書粉們送了他一個名號——“花式太監”。

面對粉絲們的笑罵,他也厚著臉皮耍了一段花式嘴皮子——說自己寫的這個結局其實有著“深刻寓意”,可惜大家只看到了皮毛,它實則“代表了江湖世界的瞬間幻滅以及現實主義批判的終極關懷”云云。

?寂寞和無聊,是催生想象力、培養作家的最佳土壤。馬伯庸自己相當認可這一說法 ,“因為有太多事情比寫作好玩了。如果當時有那些好玩的事,我可能就不會去搞寫作了。”

大學畢業后,他到地廣人稀的南半球大陸留學四年。一不玩沖浪二不愛打牌,唯一的消遣是把周邊圖書館里的中文書架掃蕩個干凈。因為可選擇的不多,于是把《三國志》讀了不下十幾遍。

這段反復精讀《三國志》打下的底子,讓馬伯庸對東漢至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關系熟稔于心。這成為他寫作歷史架空小說、考據式小說反復借用的時空背景和人物關系,從《風起隴西》、《三國機密》到《三國配角人物演義》皆如是。

對古典作品的反復深讀,也讓他掌握了文言和古典白話文的表達方式。他后來效仿金庸武俠小說的情節設置和手法,用古典白話文創作了講述歐洲中世紀“游俠”故事的《歐羅巴英雄記》,自成一派又無違和感。

2005年回國后,馬伯庸當了一名外企職員,一蹲就是十年。白天躲在格子間里,低調本分地做著重復性事務工作。一到晚上和周末,他就精神抖擻地坐在電腦面前十指飛揚,各種奇思妙想噴薄而出,雜文、段子、小說,題材范圍涵蓋科幻、奇幻、歷史、武俠、靈異、推理、動漫等多個領域。

十年上班族生涯里,馬伯庸創作不斷,逐漸積累起一大票讀者和粉絲,知名度和影響力漸漲。除《從機器貓看階級斗爭的殘酷本質》《陌生人的情人節》等惡搞的網絡“爆款”和各種段子,他幾乎每年都會推出一兩部中長篇小說,并陸續拿下幾個文學獎項:2005年科幻文學獎“銀河獎”,2010年人民文學獎散文獎,2012年朱自清散文獎。

讓許多職業寫作者羨慕又不解的是——作為一名“社畜”,他何以在工作之余做到如此高產、穩產?

“因為很愉快。對我來說,寫作就是一種放松,一種娛樂,它不是一種工作狀態。就跟下班后約朋友吃飯、玩電子游戲、看電影,跟去旅行一樣。所以,就不存在疲勞這樣的事。”

他由著自己的興趣走,變著法子“玩”,寫出歷史架空小說《風起隴西》《三國機密》,歷史文化知識懸疑小說《古董局中局》,歷史奇幻小說《筆冢隨錄》《龍與地下鐵》《草原動物園》,寓言性科幻小說《寂靜之城》,還有《歐羅巴英雄傳記》等歷史故事和隨筆……

這當中最奇思妙想的,是出版于2007年的《殷商艦隊雅瑪征服記》(以下簡稱《殷商征服記》)。小說講述了商朝被周滅后,商的指揮官攸侯喜帶著一支艦隊、攜200名公共關系專家遠渡重洋來到南美洲,和瑪雅人正面遭遇的神奇故事。

刺激馬伯庸產生這一靈感的,是他當年在網上看到西方學者提出的“殷人東渡美洲”假說。這個被當作奇談的假說聲稱:周武王伐紂后,有一部分殷人遠渡重洋來到今天的的墨西哥東海岸,開創了美洲早期文明。印度安人很可能是殷商人的后代。

“這當然不太靠譜。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小說素材。”在《殷商征服記》里,他借著兩種文明的正面遭遇,對人類社會的時尚、風俗、制度、政治和社會形態等進行了360度的開涮。

里頭最別開生面的“腦洞”之一,是陳說當年商紂王敗給周武王姬發的根本原因,在輿論宣傳戰上的失敗。在這場由周人發起的公關戰中,商王和他的妃子妲己被政治對手丑化,有關他們私生活的八卦充斥于地下小報;而西北侯父子則地營造個人公共形象,并利用學者們引導輿論風向。牧野之戰,奴隸中的領袖被煽動起來鬧“罷工”,發生了倒戈事件。

而這一切,似乎要追溯到周文王被拘七年后寫下的兩個神秘大字——“八卦”。

這部被認為最具有個人特色的《殷商征服記》銷售量“撐死不超過兩萬”,是他為數不多的冷門小說。“因為它有一定的政治、歷史、人類學等社科知識的門檻,如果讀者不具備,就看不懂里頭那些意味深長的梗。”資深“親王粉”余林解釋說。

這些耐人尋味的腦洞到底是怎么來的?我好奇地一一追問馬伯庸。

“因為我們都知道真實歷史絕對不會是《封神演義》說的那樣的,說商紂王被妲己所迷惑,然后就開始搞亂天下。事實上,商周更替這一段歷史至今都模糊不清,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歷史是周人留下來的,那么它一定會被粉飾和歪曲。我當時就想,商周更替首先當然是軍事力量的博弈,那么等戰爭結束后就變成了公關輿論戰——周人會講述一套他們的歷史,商人會講述另一套。我是相信,隨著青銅器、上古竹簡這些東西的出土,越來越多新材料的出現,上古歷史會不斷被改寫、刷新。”

2012年在《征服記》出版的第五年,中國史學界爆出一大猛料——學者對著于戰國時的“清華簡”進行整理、釋讀,佐證了西晉時出土的《竹書紀年》對西周滅亡的記載,即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所記載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故事在歷史上并不存在,乃是后世的一種“戲說”。

我忽然覺得該提醒一下馬伯庸:有關“清華簡”的真偽,學術界仍有不少爭議——清華大學“購買”這批竹簡時,正是香港文物黑市假簡猖獗的時候。

其實這個想法是多余的。

2012年,馬伯庸以當下社會上的鑒寶古董收藏熱為切入點,創作了以古董鑒定、收藏、造假、設局為主題的暢銷小說《古董局中局》。小說里,他為字畫、青銅、金石、瓷器的“造假者”們設計了各種機關算盡的圈套。

《古董局中局》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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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陰謀——想象一只“美洲的車輪”

“歷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就制造出一個來。”在小說《風起隴西》的后記中,馬伯庸寫道:如果要給出一個理由的話——那就是“好玩”。

2010年,“網絡作家”馬伯庸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風格奇異的歷史題材作品——《風雨洛神賦》。

他從《三國志》等已知史料出發,在曹植所著《洛神賦》等辭賦和曹丕曹睿父子往來書信的文本中尋找蛛絲馬跡,重新拼貼、梳理,提出了一連串猜想,并和史料一一印證,由此“偵破”出一段堪比野史傳說中宓妃和曹氏兄弟的“三角戀”更離奇的曹魏宮闈秘辛和政治陰謀:

官渡之戰中,曹氏擊敗袁紹后,曹丕娶袁熙之妻甄姬為妻,所生曹睿實為袁熙的遺腹子、袁紹之孫;為在奪嫡之爭中勝出,曹丕向父親曹操隱瞞了這一事實,并利用弟弟曹植對甄姬的特殊情感,指使甄姬進行了一場徹底挫敗曹植的陰謀;曹丕死后,曹睿即位,曹魏江山回到袁家手里。不久,曹魏政權被司馬懿家族篡奪。

神奇的是,這篇讀來很有史學論文范的作品發在了嚴肅文學期刊《人民文學》上,并獲得了當年的《人民文學》散文獎。

2012年,他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另一篇“歷史揭秘”——《破案——孔雀東南飛》,言之鑿鑿地把《孔雀東南飛》里的一干人物和建安年間一樁政治懸案扯上了關系。該篇文章獲得2012年朱自清散文獎。

馬伯庸出版于2013年的《三國配角演義》,收錄了八篇這樣有關東漢到三國期間的歷史“考證”之作。他自己給這一無法歸類的作品創造出一個門類——“考據體小說或散文”,自稱是從紅樓索隱派專家學者尤其是劉心武老師那里學來的。

這些文章讀來論據充分、邏輯嚴密,看著既合情又合理,但這些“猜想”都是真的么?

“認真,你就輸了。”他給愛跟著他“酷跑”又容易跑偏的粉絲們打上了一個“補丁”。

“我把我寫的這類小說,叫作‘歷史可能性小說’——它不是真實發生的,但按照當時的歷史邏輯、人物關系,是有可能會這樣發生的。我把它比作是‘美洲的車輪’——我們都知道美洲這個地方出現過很多文明,但這些文明一直沒有發明出輪子。大家都很奇怪:以美洲當時的基礎條件,只要有一個人腦子稍微開一點竅,就能想出來輪子該怎么做。但事實上,輪子就是沒有出現。”

“我想,這個歷史可能性就像‘美洲的車輪’一樣,只是存在于邏輯之中,存在著一種可能性,而不是說它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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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總第631期
出版時間: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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